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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多元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是两个抽象的概念，但二者所蕴含的实质内容，均有着相对应客观存在的现象作为支撑。
所谓“多元性”是由于不同民族的历史、地理、语言之不同而形成的。所谓“共同体”乃是基于人类统一起源，代表人类共同追求和期望等。文明多元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虽是现代的说法，但人类思想自古以来都存在着类似的想法。哲学、宗教、文学等领域承认人类内部差异的同时，同样强调人类命运的共同性，也强调人类的共同命运。
文明不可独立盛兴
作为研究中古史和中亚的学者，我很早就开始关注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普遍性。这就是说，从来没有一个文明是完全独立盛兴起来的，甚至最“隔离”的古代文明如埃及文明、苏美尔文明，以及“隔离”的语言如古西伯利亚羯语中，都可以发现与其他文明互动交接痕迹。甚至在基本没有借词的梵文词汇中也有小部分的外来词。有时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，我们仍无法从科学角度正确处理这些痕迹，但其客观存在是无疑问的。
应该提出的是，文化交流的范围包含人类生活各种不同方面。部分学者认为吐火罗语中与“建筑”有关的词汇均来自古汉语，同时古汉语中与“马”相关的说法可能来自某种印欧语。所以无论从语言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来看，都可以发现丰富的文化交流痕迹。文化、语言等交流引起文明之间的交融，甚至导致了圆融文化的形成。圆融文化可见于东方和西方文明历史上，其中公元前地中海地区希腊风格(Hellenistic)文化就包含了希腊、埃及、叙利亚等的融合。中华文化在境外的传播，使得周边不同民族大量吸收了中华文明的内容，也就是引起圆融文化的盛兴。
圆融文化盛兴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的共同体。不同民族虽然有其特色和差异，但基本来源是一致的，也是共同的。人类的祖先是共同的，并且部分学者认为世界所有语言均是从某种“世界语”产生出来的。“世界语”并不是某种最早的或唯一的语言，是所有存在语言的祖先语言而已，其他上古语言则消失无踪。就因为存在如此共同的基础，人类不同成分才能够相互理解，发展共同的语言，人类之间的交流是无障碍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不同语言基于共同原则，我们才可以学外语，可以旅游，看懂国外电影、欣赏表演和听音乐。
